包升刚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式民主正在走向衰落”，依据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体制出现很多问题，以及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政体运转遇到了困难”。这当然是一种需要严肃对待的观点。首先要注意的是，要分两类国家来区别对待：一类是老牌发达民主国家，另一类是经济比较落后、国内族群和宗教问题复杂的新兴民主国家。

对于第一类国家，国内有种论调强调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甚至称其为民主的困境或民主的衰落，我认为这种表述略显夸张。就经合组织（OECD）国家来说，它们不是没问题，但主要是财政和公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体已经陷入困境或已经走向衰落。

对于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弊病，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西方国家——以欧洲和北美为主——的文明体系一直有自我反思的传统。

早在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就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当时欧洲经历了血腥的“一战”，西方文明内部呈现撕裂的状态，很多人担心西方文明就此衰落了。半个世纪之后，到了1970年，亨廷顿等人主编了一部书，题目就叫《民主的危机》，反省当时西方民主国家的诸种政治社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多人又开始去反思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前几年还出版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系统地检讨美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所以，在西方社会体系内，反思作为一种知识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的名言是：“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反思过程中，有人为了表述的便利，甚至为了引起关注，还经常使用“没落”“困境”“危机”“终结”等引人注目的字眼。这样，国内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说：“连西方人自己都说他们不行了。”如果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开始算，西方人自己已经喊了几乎一个世纪了。但是，它们真的衰落了吗？所以，用一些夺人眼球的词汇和书名来论证西方民主的衰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制度、文明传统总是持有一种反思的态度，长远来说这样的文明是更具有竞争力的。

第二，从2008年左右开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公共债务的危机。

这个问题的确跟民主制度有关。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看数据，还是蛮惊人的。比如，现在日本的公债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40%左右，美国是110%左右，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高达120%～160%。所以，西方国家公债危机的确比较严重。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公债问题既不是民主政体的牛皮癣，也不是民主政体的癌症。前者的意思是说公债问题无关紧要，后者的意思是说民主制度会由于财政困境而最终陷于整体性危机或面临解体的可能。

该如何理解公债危机和民主制度的关系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指出：在民主政体下，一方面，政治家为了当选，他愿意承诺更好的福利；另一方面，选民不愿意背负过重的税负。又要高福利，又不能无限增加税收，只能靠政府发行公债，但这样下去，国家财政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公债问题与民主政体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

但是，这并非铁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两个地区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得当。一个地区是北欧，北欧是高福利的典型代表，但主要北欧国家公债占GDP比例却控制在50%～60%的范围内；另一个地区是大洋洲，特别是澳大利亚。该国过去遭遇过严重的债务危机，后来由于吸取教训和经过调整，如今公债占GDP的比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最低的之一。

从已有经验来看，

在民主政体下应对财政困境有两点很关键。

一是财政规则的重建。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已意识到这种不受限制的福利扩张政策带来的弊端，那么，通过新的财政规则来限制债务规模就成为当务之急。二是宪法条款的修订。美国就曾经讨论并试图通过关于限制财政赤字的宪法修正案，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上议事日程。在多元主义自由民主政体下，国家通常被视为一个舞台，各种党派和利益集团在上面竞争和博弈，都希望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并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问题是，谁来保卫这个舞台？现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大家都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结果就导致税收和福利扩张的不成比例，国家陷入公债危机。所以，需要建立一套规则——既应该是财政规则层面的，又应该是宪法条款层面的，来让这个舞台成为一个健康的舞台。

第三，很多人对西方世界的评估只看新闻报道和个别故事，不看整体数据。

经常有人说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非常严重，那么到底有多严重呢？如果看今天的数据，不少这样判断的人会大吃一惊。比如，从股票市场指数来看，200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是14000多点，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其跌至6000多点，但现在已经突破17000点。道琼斯指数不仅恢复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峰水平，而且还上涨了20%左右。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主要股票市场指数也基本超过也金融危机前的数字。再比如，从长期经济增长率来看，“二战”以后到今天，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东亚，其次就要排西欧和北美地区。这意味着，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国家与拉美、非洲、东欧以及东亚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对差距还进一步扩大了。换句话说，从全球范围内看，西方主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可以排到全球第二左右。当然，更不用说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了。工业革命以来，迄今为止的全球主要科学成果和技术成果仍然是由这些国家产生的。

所以，我们对西方世界还是要有比较客观的评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种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骄傲的。但是，有人说“中国崛起了，西方衰落了”这种论调却缺乏依据。事实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于第二类国家，我称为新兴民主国家，大致有几种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是成功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

比如，韩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韩国先实现经济起飞，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启动政治转型，到今天为止，韩国各方面的政治指标排名都比较靠前。另外，对拉美的智利、乌拉圭等国，东欧的捷克、波兰等国来说，民主转型总体上也比较成功。这些国家目前的政体稳定性比较高，自由指数和法治程度也比较高。这些国家都算民主转型的“好学生”。

第二种是转型不充分的国家，西方学界将这类并未实现充分转型的政体称为hybrid regime，我把它翻译成“两不像政体”。

丰田公司混合动力型轿车普锐斯上就写着hybrid，它可以在汽油和电力之间切换。实际上，第三波以来的重要现象是出现了大量的“两不像政体”。这一现象国外已经有较多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就写过《思考两不像政体》这样的论文，最近几年流行的则是《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两不像政体》这样的专著，但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和介绍都比较少。“两不像政体”顾名思义，就是既非标准的威权政体，亦非标准的民主政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两不像政体”的常见特征是：主要行政长官和议员通常由定期选举产生，普通选民的投票能发挥实际作用，选举过程中存在不同力量的政治竞争；但是，这些国家的选举过程并没有做到自由和公正，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选举舞弊和欺诈，当选的执政者则常常利用行政资源压制反对派和媒体，进行各种政治操纵，甚至为一己之私而推动修宪。正因为这些特征，国际学界通常把“两不像政体”视为威权色彩浓厚的政体类型。这类政体的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对这类国家，你说它是威权国家，它有正式的政治竞争；你说它是民主政体，它在很多方面又没达到民主的标准。今天的乌克兰、尼日利亚等国，都被视为“两不像政体”的典型。所以，这些国家虽然过去已经启动转型，但至今尚未达到民主政体的标准，是转型不充分的国家。

第三种是转型失败的国家。

一些国家曾经启动民主转型，但最终却失败了。比如，过去三年中，埃及的民主转型基本已经遭遇挫败，估计北非另一个大国利比亚的转型也很可能遭遇挫败。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旧体制的瓦解，都召开过制宪会议，都经历过首次民主选举，但它们的政治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者是由于严重的教派冲突，或者是政府干脆就运转不起来，中央政府对地方也没有控制力。结果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失败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这类国家在试图转型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只能算民主转型的“坏学生”。

另一种转型失败的国家就是遭遇民主政体崩溃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民主政体曾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比如至少完成过从选举到执政的一个完整的政治周期，或者经历过至少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崩溃掉了。泰国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该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民主政体和军事政变之间循环往复。从他信上台到执政，泰国的政治都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不同党派进行国会议席和总理职位的角逐，应该说泰国的民主程度一度还是不错的。后来，泰国的政治冲突程度不断加剧，一旦某派上台，另一派就开始搞街头运动，致使日常政治逐渐陷于瘫痪。而当日常政治瘫痪后，军人就容易出场，政变就发生了，随后再重新启动新的民主转型。最近十多年的泰国，就处于这样政治周期中。

基于发展中世界民主转型道路的多样性，我们完全有必要摒弃过去关于民主转型的一种过于简单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把民主转型视为“三部曲”：威权崩溃、启动转型和民主巩固，实际上，民主转型的过程要比这个三部曲复杂很多。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过程。对不少国家而言，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当然，总的来说，对于发展中世界民主转型的形势判断没有必要过分悲观。尽管坏消息不少，但好消息则更多。一次政治危机总要比一次平稳的选举更能吸引眼球。所以，这也是看上去坏消息很多的原因。刚才我也说过，从1974年到2014年的40年，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而作为政治学者，我们需要从经验研究层面把民主转型的逻辑与因果机制解释清楚——为什么转型有的成功而有的失败？这才是政治学对一个大国的重要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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